三保太监下西洋，不但在明永乐时期是一件众口纷传，影响深远，具有世界意义的空前壮举，就是时至今日，也仍是为人传诵，举世皆知的史迹。之所以如此，乃是由于，郑和下西洋，由他统率出海的船队，其规模之大，船只之巨，以及出海的次数之多，航程之远，在当时都是空前的，远非当时海上诸国所可想象，这在世界航海史上，都是无比巨大的里程碑。

但是郑和出使，就明代而言，却并非初次，在他之前，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都已多次派出使臣到过海外诸国。还在明代立国之初，明太祖便曾派出多人，前往如今的南洋群岛，也就是当时称之为西洋诸国的地方。他派人到那里去，是要他们向诸国宣告，大明皇帝已经即位立国。洪武二年（1369），他又派遣刘叔勉前往西洋琐里和在其左近的琐里等国。洪武三年，又派出御史张敬之和福建省都事沈秩等人前往渤泥。到了永乐时期，明成祖在派遣郑和下西洋之前，也已多次派人出使海外。在永乐初年，他便派出过中官尹庆前往满加拉、古里柯枝等处(1)。永乐二年（1404），尹庆又被派去出使爪哇，回来时还顺便去过苏门答剌。不过自洪武至永乐，派往海外的，都只是极普通的使节，所带领的人数有限，来往的航程也短，与郑和下西洋相比起来，在规模上实在相差很远。

郑和下西洋所率领的舟师，其人数之多，舰只之众，舰船之大，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无与伦比的。据《明史》所载：全队共有长四十四丈，宽十八丈的大船六十二只，舰上所载的将校士卒共达二万七千八百余人，另外还载有很多金银布帛等类的东西。这大概是初次出海的情况，以后他又曾多次出海，率领的舰只和士卒的人数当然会各有不同，断然不会一致。在《明史》之外，说到郑和下西洋的笔记、小说等还有不少，说到船队的舰只和人数，有些和《明史》所记大致相同，有些却又与《明史》所记颇不相同，其所以如此，那是由于所根据的出海次第不同，情况自然有异。郑和下西洋，前后共有七次之多，历时共达二十余年，首尾相距共跨永乐、洪熙、宣德三朝，其间变化之多是不难想象的。

郑和的七次出使，大致都是从苏州刘家河出口，泛海到福建，再从福建五虎门那里扬帆而行，以达占城、爪哇、真腊、旧港、暹罗、古里、满剌加、渤泥、苏门答剌、阿鲁、柯枝、大葛兰、小葛兰、西洋琐里、琐里、加异勒、阿拨把丹、南巫里、甘把里、锡兰山、喃渤利、彭亨、急兰丹、忽鲁谟斯、比剌、溜山、孙刺、木骨都束、麻林、剌撒、祖法儿、沙里湾泥、竹步、榜葛剌、天方、黎伐、那孤儿等三十余国。由于每次出海，在中途所取的航路各不相同，所以每次所抵达的国家也不免有异，大抵每次少则可以抵达十几国，多则一次历经二十余国。上述的那三十余国，则是就其七次出海分别到达过的那些国家的一个总数。以那时的航海情况而言，郑和七次所经，航程都并非绝远，但就其船数之多，船只之大，以及前后出海的次数和所经历的年数而言，却又是那时绝无仅有的事件，所以后来就成为哄传世界的一件大事了。

郑和率领着这么大的一支舰队，往西洋一带去出访，并且前后多达七次，历经三十余国，究竟有何目的，其动机主要是什么？关于这个问题，历来的论者颇多，说法也不一致。在《明史·郑和传》中，对其出海的情由是这么说的：“成祖疑惠帝亡海外，欲踪迹之，且欲耀兵异域，示中国富强。永乐三年（1405）六月，命和及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。”《明史》把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和目的说得很周备，而把踪迹惠帝冠之于首，明示其着重之点即在此处。所谓惠帝，乃是后来人们对不见踪迹的建文帝的一个称呼。建文帝在燕王朱棣打进南京，攻入宫中之时忽然不见。据说他早有准备，先期削去头发，换上僧衣，携带了早已制就的度牒，从地道中逃出皇宫。这些前面已略谈过。建文逃出宫后，宫中大索不得，外间却兴起了不少的谣言。在这些谣言中，以说他早已逃到海外去了的一种说法，为数最多。甚至有些人还说，在海外曾见到过他。说建文帝仍在国内的，为数虽稍次于逃往海外的传说，但说得更似历历如见。这些人说，建文帝化妆成了一个游方僧，身披袈裟，到处云游，所到之处，总要和他的昔日旧臣在暗中谋议，想要联聚成片，共同复辟。这些谣言扰得永乐极为不安，因而无论是在国内，还是在海外，他都要派人出去详查，希望能把建文帝查获，可以妥为安置。在国内，永乐把查访建文帝的任务交给了户科都给事中胡(左氵右荧)，但为了瞒过外间、免生扰乱，对于这个目的却偏隐而不言，对外只说是派他去寻访仙人张三丰，即人们惯以张邋遢呼之的那个道人。伴随着寻访张三丰，胡(左氵右荧)还有个另外的任务，那便是到各处去颁发御制的各种书籍。虽然有这么些作为掩护的借口，但胡(左氵右荧)四处奔走主要是为了什么，当时的人们都还是很清楚的。后来又有很多令人费解的事情，更证明了当时人们的看法。

胡(左氵右荧)从永乐初年奉命外出寻访，一直毫不停息地到处奔跑，直到永乐十四年（1416）才回到京里。在这十几年里，他奔奔忙忙，几乎走遍了域内的州郡乡邑，但仍什么也没有找到。在这段时间里，胡(左氵右荧)经历了母丧，他也曾请求让他丁忧回籍，但却没能获准，只得仍自继续寻访下去。在封建时代里，父母之丧乃是一件极大的事，孝子都要回到家里守孝三年。明代对此更为认真，做官的人，即便已是入阁拜相，闻丧之后也要拜表辞官回家守墓三年，称为丁忧。只有身居前线的将帅，又正当战斗方殷之时，才可免于丁忧，以特旨命其移孝作忠，继续任职。这样做谓之“夺情”，夺情者，以国事为重，夺去其亲子之情之谓也。由于历朝历代都标榜着“以孝治天下”，人子逢到父母之丧，可以去不待时，稍加安排后，可以拜表即行，不必等候皇帝的钦许。要等候帝命的，不是身在要职，便是负有重任。以胡(左氵右荧)的情况而言，他所摆明的不过是一个略似行人的职务，连什么安排都不用，正合于拜丧即行，自己去奔丧。但他却计不出此，不但要拜丧请求回籍守孝，还要等候钦命才敢启行，这不就奇了吗？更奇的是，永乐并不斥其妄自为重，反而钦命他不必奔丧，简直把他看成正在前方战斗的将帅，对他行起夺情之举了。这些都是出乎常情的，对一个寻访张三丰，顺便发放些皇帝御书的人，是决不会这么做的，这些事更证实了人们的看法。

到海外去踪迹建文帝，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，这是历来都为人所公认的，《明史》把它首先提起，也是顺应众意而来的。其实郑和也与胡(左氵右荧)一样，他也没有奉到什么明令。《成祖实录》在说到郑和出使一事时，只是说：“遣中官郑和等赉敕往谕西洋诸国，并赐诸国金、铁、文绣、彩缎各有差。”这里不但对于踪迹建文一事只字不提，并且连郑和率领的舟师规模等也都略去了。对这事记述得如此简略，很令人感到诧异，因而有人指出，说“如此大规模之航海出使事，叙述乃尔简略，甚至不提‘舟师’字样，显属有意隐秘”(2)。这话说得不错，确实是有意加以隐秘的。照例《实录》定稿总在本人身后略有一些时候，当时的那种张皇举动，过后时看不免觉得有些过分，记及此事时，不免有些讳书之处，所以才会简略到这样。《明史·成祖纪》在说到这事时，只是说，“夏六月己卯，中官郑和帅舟师使西洋诸国，”显然这是依据《成祖实录》而写的，只增记了“帅舟师”一事。但在《郑和传》中却又说出了踪迹惠帝的用意，并且还以之为首要。这是一种隐于彼而显于此，略于彼而详于此的笔法，史家们在纪传体的史书中是常加以运用的，而且在详略取舍之间又寓有史家的书法。

也许正由于在《实录》中隐讳至此，所以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，除踪迹惠帝之外，又颇有别说。在这些另外的说法中，却又以“扬威海外，显示中国富强”的扬威说，和以“通华夷之情，迁有无之货”为主的通商说，这二说在众说中又占有主要的地位。

统率着那么大的舰队，舰上的将校士卒至达二万七千八百余人，扬威海外，炫示富强，是明摆着的。扬威说，不过是认定郑和出海只是以此为主，并无其他目的而已。这一说曾历述七次出海所到的地方，以及炫示出的威力。但这些叙述都和通商说颇有相关，所以我们只来谈谈海外通商说，以及历次如何来沟通海上的通道，则“扬威海外”一说诸多情况，有些便也可以略在其中了。

说到海上往来，通商、通贡，有些与此有关的事，在这里还要略谈一下。

原来，在沿海各省，虽说从很早便与邻海各处都有些往来，但实际上却并不多，而且去得也不太远，直到三国时，才走得远了一些。据说，在那时吴国已有人出海到了台湾，并和那里有了往来。但是，那还不是真正的频繁往来，还不能说是已经达到了通商贸易的程度。海上交通渐见繁兴，还是在南宋之末才算初具规模，到了元代，和海外的航海交通才多起来。在元代，往来船舶的集散地共有三处：一处是广东的广州，一处是福建的泉州，另外一处则在浙江的明州。在这三处，元代都设有市舶司，并有官吏，专门管理舟楫往来和有关通商的诸种事务。明太祖朱元璋很早便已注意到了与海外通商往来的重要性，因而在他建立大明皇朝之前，还在称为吴元年（1367）的时候，已经在太仓州的黄渡镇设立起了市舶司，经管华夷贸迁的各种事务，说那是“通华夷之情，迁有无之货”。和外间的贸迁，当时有通商和通贡两类，这二者虽然都是有无相通，在做交易，但因交易的对象有异，在交易的方式方法上却有很大的不同。通商是平常的贸易，船货到后，市舶司只对船只加以监理，并且查清货值，抽取一定的税金，便即可以任其自行出售，对于船上诸人的生活食宿等并不过问。来船如要运货出口，也只按货抽税后，便予放行。这出入时所应抽的税金，称为“报官抽分”。

通贡虽然也带有一种贸易性质，但因它的对象是朝廷，在名义上说，它是献纳给朝廷的，所以与普通的贸易便自不同。首先是市舶司不但要监理检查船只，而且还要照管船上诸人的各种生活上的事项。船上如有人需要上岸居住，市舶司还得设法把他们安置到馆驿里去居住。有些人如果需要入京向朝廷办理交纳事务，市舶司还得安排他们上路进京，给予一切的方便。由于来货是称为献纳，所以对来货不必论价，也不能拒绝不要。即便是很为滞销的货，也依然要勉强收下，但可以向贡使说明这货已是滞销，嘱其再来朝贡之时，不带，或是尽量少带这种货物。由于来货并不论价，但又不是真的并不论价，所以在把朝贡的货物收讫之后，便需给予价值相当的货物以为回报。这种回报的货物，被称为“回赐”。“朝贡”与“回赐”，名义上虽有不同，其实与通常交易并无大异，往来之间，总要取得平衡，进行才会顺利。然而这种朝贡与回赐式的贸易，由于其中含有一些政治性质，与一般的贸易究竟有些不同之处，它从招待和回赐这些项目上，常常就表现出彼此之间的不同程度的厚薄和轻重。譬如某一国前来朝贡，朝廷若想加以拉拢，则对前来朝贡的人员，不仅在接待上要特别优厚，所给的回赐也要比贡物的所值要超出一些。朝贡者回去以后，对各种情况加以权衡，自然会增进邦交。如果对于朝贡的国家有些不满，也是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来，在接待上很为轻慢，回赐也不够丰，有时甚至还会让他们显然地感到，在朝贡和回赐之间，依货值而论，有不小的差距。这样，正可使那些受到冷遇的朝贡之国对此加以推敲，从而寻出何以会使中朝感到不快的缘故，再次朝贡时可以加以改善。这种以朝贡和回赐达成交易目的的做法，又被人们称为“朝贡贸易”。也许有人以为，这种朝贡贸易应只限于以物易物，其实也并不尽然。当然，由于交易的对象和方式，以物易物是这种贸易的主要方式，但是朝贡国如果一时无物可贡，而又亟须中朝所产的某些货品，它也可以派出人来，以朝贡为名，献上大量的金、银，用以换回足够的回赐。反过来也是这样，如果适逢朝贡者例须回赐的物品告缺，或是数量不足，也可以全部以金、银作为回赐，或者在回赐中加上一些金、银，用来作为补足回赐中货值不足的部分。

和朝贡贸易差不多的，还有一种名为“颁赐贸易”的交易。这种贸易与朝贡贸易的不同之处在于，采取主动的一方正好相反。朝贡贸易是海外诸国先来献纳，然后再由中朝报以回赐，用来完成交易。赉赐贸易则是中朝需要某国所产的某物时，所用的一种方法。它并不等候某国前来朝贡，而是径自派出官员或是中使，赉具敕书，带着赐物，前往颁赐。受赐国收到敕书和赐物后，自然得知中朝所需，因而便以相应的产物回奉。这种回奉的货物报以朝贡贸易中的回赐，但它却不能称为“回赐”，而只称为“回贡”。

这种通贡、通商的做法，当然并不只是和海外诸国才有，边境相邻有陆路可通的诸国，无论通贡、通商都比全靠海上往来更为方便，往来的次数也更频繁。比如中朝与口外各部落之间常有的茶市、马市之类，便都是民间的正常贸易。而各部落又不断派人入京贡茶、贡马，那就又成了朝贡贸易了。

朝贡贸易是两国之间的交易，引起一些争端是常有的事，有时甚至还会导致两国之间的战争。明英宗正统十四年（1449），在其与瓦剌之间所发生的那场战争，便是因马价的纠纷而酿起的。这场战争后来演出了“土木之变”，明英宗便在那里被瓦剌俘获，失去了帝位。

明太祖朱元璋是个敏于谋算的人，他在建国之初，便很重视与海外诸国的往来和贸易，所以在前朝所设有的广州、泉州、明州这三处市舶司以外，又在太仓州黄渡镇另外加设了一处市舶司，使海外诸国前来朝贡更感到方便。但是，同时他也想到了，海禁畅开，会发生很多的不便。首先他认为，纵容人们轻易便能出海，实在是件很危险的事。他既怕有人出海，可以和时常在海上为害的倭寇发生勾结，生出祸患；更怕他们去会合尚在海外诸岛栖息着的，方国珍的败逃残部，暗自结合，会有什么异图。这方国珍是元末那很多起义军中的一股，他在起义之前是以贩盐浮海为业，所以他的部下也以善于操舟浮海的人为多，他和朱元璋曾在长江下游以至近海一带，为了争夺地盘，发生过多次的激战，最后方国珍虽为汤和所败，不得已而归降了朱元璋，但其余部却有很多人驾舟出海，流散到西洋一带。他们船械俱足，常在海上以劫掠客商，或是走私为业，常常还要诱胁渔民、船户与他们合伙，以增加自己的实力。这些方国珍余部的骚扰，使明太祖很是担忧，他虽然很看重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和往来，但是却也顾不得了。洪武三年（1370），明太祖终于传旨裁撤了太仓州黄渡镇的市舶司，因为那里离着南京太近，设有市舶司，易为奸人混入都城，加以窥伺。到了洪武七年（1374），明太祖更进一步，觉得在广州、泉州、明州三处设有市舶司，也没有什么好处，于是传谕，把这三处的市舶司也撤了。明太祖所以要这样做，还是为了彻底禁绝人们出海，以免和倭寇或是方国珍的余部发生勾结，会因此酿出一些事端。

原来明太祖最初之所以重视海上交通，并且增设了太仓州黄渡镇市舶司，实在只是想要招徕朝贡，由官方居间独揽，得到从海上运来的番香番货以及珠宝等物的专利而已，并没有想着为海上贸易提供方便。对于商人出海贸易，明太祖自始便怀有戒心，认为越少越好。他最初设立市舶司，原就认为，市舶司对于出海的船只，可以用严加管理盘查，把出海商人的手脚先给捆住，使之无利可图，然后再来施行严禁民间船只出海的办法。但他的这个想法没有能够成功，因为管得越紧，盘查越严，商人们就越要设法规避，尽力抵制，结果反使商人之中有很多人竟和走私集团勾结起来，以致管理方法虽然不断加严，但实际效果却越来越差。本来是想使民间对于番香番货等都插不上手，而由官家独获其利的，不想弄到后来，官家倒上手无几，而市面上的番货反倒满坑满谷，到处都是。最后，明太祖可真冒了火，终于拿出了最后一招，传旨尽罢市舶司，并且严谕：“寸板不许下海！”他认为，在这样的严禁之下，走私之弊自可根绝。既然寸板都不许出海，查禁起来就简单容易，纵然有人想与倭寇或是那些形同海盗的人们勾结，却因接触不上，也就没有办法。而且所禁的只是国内的人，不许他们下海，对于外来船舶并不禁绝，诸国的朝贡仍可自由往来，这样，海货之利也就只有让朝廷来独占了。明太祖的打算，不能说是不够精到，然而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”，他的禁令虽严，效果却仍甚微，海外各种易销的货物，如香料、珠宝、苏木等类，还是充满市上，使他的朝贡之利仍旧日渐微弱。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洪武十三年（1380），那一年正是宰相胡惟庸以谋反被诛的一年。

自此事发生后，明太祖因为怕会有人乘机勾结倭寇为乱，对于海禁又更进一步加严起来，对于外来的船舶，也不像以前那样不加限制，对他们的盘查，也变得极为紧密。恰好就在那时，早先陆续流往海外的走私人等，已经结为一团，占据了处在往来西洋的咽喉要道——三佛齐地方（即苏门答腊岛上的旧港），他们为了方便走私，不断派人潜入国中，探听各种信息。由于盘查不断加紧，三佛齐来的探子们，很多人被捉，并以间谍论处，遂有了“三佛齐乃生间谍”之说，对于从那里来的人查得更严，戒备得也更周密。占据了三佛齐的走私集团为了报复，也利用他们的有利条件，卡住了东西往来的通道，阻遏了西洋诸国载运朝贡货品的贡舶，东西交通几至断绝。关于此事，《明史》也有记载，它说“由是商旅阻遏，诸国之意不通。惟安南、占城、真腊、暹罗、大琉球朝贡如故”。

这个三佛齐，古称干陀利，由于地处联通东西的要道，自来航运便极发达，早在南北朝时的宋孝武帝期间，他们便曾派遣贡使来到中国，后来，到梁武帝时，又陆续来过几次。从此以后，和中国便不时都有往来，不过都是不以时至、相隔的时间长短不一，而且往来的次数并不算多。降至南宋时，它已改名为三佛齐，来往的次数又稍多了些。自宋及元，由于航业都渐发达，贡使也来得更勤，已经可以说是朝贡不绝的一处了。那里的地方虽小，而人却因总是五方杂处，显得极为剽悍，而且那里常是处于数强分割的局面，很少有一强称霸的时候。洪武初年时，那里便有三个国王，各自分据一方。爪哇离那里很近，后来灭了三王，把三佛齐并入了自己的领土，并把它更名为“旧港”，也称为“巨港”。然而爪哇此举却无法把那里措置安定，反而引起了三佛齐的大乱，显得难于治理。不久，三佛齐竟又由中国的走私商人，籍隶广东南海的梁明道占领了。梁明道是带领着他的一些帮伙来把三佛齐占领下来的，他们以那里为基地，专门进行走私，有时还在海上做些有如海盗的事情。洪武十三年，因为流传着“三佛齐乃生间谍”之说，明廷便严谕沿海地方官吏，要他们严禁走私，对于从三佛齐来的船只尤应严加盘查。这种严查，使三佛齐的梁明道一伙断绝了不少财源，使他们更加要依靠在海上做海盗为生，渐渐竟使西洋的朝贡之路为之不通。朝贡路断，使那些久为中土所习用的货物，如苏木、香料、胡椒等，在市上日见短缺，价钱也逐日增高。但是虽然如此，也还是不能使走私达到彻底禁绝的地步，因为货缺价俏，走私者虽在途中会遇到无尽的困难，但如设法偷渡成功，却又可得厚利，那些牟利之徒，总要千方百计以求偷运成功，藉以致富，只是朝廷所享的朝贡之利却愈显微薄了。针对这种情况，在洪武二十八年（1395），明太祖又采取了更强硬的办法，明令禁止民间使用番香番货，违者要受到处罚。在《太祖实录》中，对此事也有所记，它说，“凡番香番货，皆不许贩，其见有者，限以三月销尽。民间祷祀，止用松柏枫桃诸香，违者罚之。其两广所产香木，听土人自用，亦不许越岭贩卖，虑其代市番香，故并及之。”这种措施虽更严厉，但仍无法禁绝走私，因为三佛齐以西诸国的朝贡之路虽绝，而在其以东的占城、真腊等处却还不受影响，仍自不时前来朝贡。同时朝廷对他们的朝贡不但并不示禁，而且还很欢迎。在占城、真腊等处的番货中，番香也为数不少，这些货物不免要流入市间，而走私而入的各种货物正可借此作为掩护，仍自可以流通在市上了。